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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合婚 定亲

李涵秋《广陵潮》第二十五回中有这样一段叙述:

三姑娘听见这个消息,也深愁把一个心爱的女婿被人家夺去,几次着晋芳向洛钟处去请他做媒。你想秦氏有个不答应的道理吗?加着绣春又从中丛恿,便择了一个好日子,将两人的年庚送给一个极高明的命课先生去合婚。别人家的年庚,容或还有个属相不配,时日犯冲。至于云麟同淑仪,诸君料也该记得,他们这小两口儿,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,谁还有个参差呢?那命课先生便老老实实批了个“上婚”。

这段记叙,虽是小说家言,却是真实地反映了扬州人家在相亲后有“合婚”一俗。合婚,民间又叫“合八字”,是女方将姑娘的“生辰八字”(又叫“年庚”、“庚贴”)送到男方,由男方请相命先生课算。课算时,先看男女双方出生的“年、月、日、时”这八个字,对着阴阳五行中的某些讲究,看看是否相合,有没有“水火不相容”一类的禁忌。其次再看男女在十二生肖中的属相,是否有“羊入虎口”、“龙虎斗”一类的冲犯。如若二者相配,课命先生即批签,谓之“相合”。反之,则谓之“相冲”。 合过八字后,若“相冲”,则将姑娘的“八字”连同一条糕,送还女方。糕,谐音“高”,意为请姑娘另谋“高就”。若是“相合”,男方家中要把课算过的庚贴,压在家中堂屋的老爷柜(即“神柜”)的香炉底下,要连压三天,意为让家族的宗祖神灵来审阅。若这三天内,家中未发生任何意外事情,平安无事,说明宗祖神灵认可了这门亲事。如若有小孩打碎碗等一类的事儿发生,则认为宗祖神灵借此显灵,那么这桩亲事即告终止。 以上两关都通过了,便认为“合婚”了,此时就有“发贴”仪式。所谓“发贴”,是男方向女方送去庚贴。庚贴是用洒金的梅红纸做成,像如今的请柬,是折叠式的,封面印有“双喜”字样,里面可填写生辰八字,这种庚贴旧时扬州城里在香烛店里可以买到,是一种固定的样式。男方在庚贴里除了正常地填写生辰八字外,有的还在庚贴的上方写上一副喜联的上联,诸如:“苏才郭福”等。送到女方后,女方也要在庚贴里填上女方的生辰八字,同时还要写出下联:“姬子彭年”。这种老对联,大家都很熟悉,马上就能对出,但有的人家,男方是即兴编出上联,女方接到庚贴后,还得搜肠刮肚地撰出下联,否则会十分难堪。故旧时扬州许多人家填写“庚贴”都要请家中有文化的长者来执笔,或是请私塾先生当参谋。 在庚贴上写对联,这是扬州人文化素养高,文化积淀深厚的反映,也是旧时扬州婚俗中特有的乡风。后来这种乡风逐渐扩展开来,发展成为婚礼上的喜联。以下列举两则喜联故事,可使我们对这独特的乡风有更形象的了解。 一则故事是说旧时扬州有一户姓潘的,在向女方发的庚贴上写着上联:“嫁得潘家郎,有水有田有采。”这则上联是把“潘”字拆为“水、田、采”。而女方姓何,女方很快地在庚贴上应对出下联:“娶来何门女,添人添口添丁。”也是把“何”字拆成了“人、口、丁”,这副庚贴喜联,应该说是对得十分巧妙工整。

另一传说是民国年间的扬州人方地山,他为女儿“下定”时撰写了一副喜联。方地山当时被人誉为“联圣”,民国初年,方地山将女儿方庆根许给袁克文之子袁家嘏,在发贴定婚时,两家互换了一枚珍稀的古钱为聘礼,古钱又叫“古泉”,故方地山为此撰写了一副喜联: 两小无猜,一个古泉先下定;

万方多难,三杯淡酒便成婚。

这副喜联中的“下定”,是扬州婚俗中的方言,即指“发贴定亲”。“万方多难”是指民国初年那种南北分裂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。这副联虽为喜联,但不落俗套,避免了寻常喜联中惯用的祝福类的陈词套句,而是采用了写实的笔法,淡如白描,于纪事、贺勉为一体,堪称喜联佳作。

扬州人家“送贴”与“定亲”实际上是连在一起进行的。定亲也就是“六礼”中的“纳徵”,扬州方言中又叫“定婚”。

扬州人家定婚是要送礼的,这送礼又叫做“下茶”、“行茶礼”。扬州人以茶作礼,这也是一桩古俗,在扬州起源于何时,尚难言定,但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九十一回中有:“衙内道:‘既然好,已是见过,不必再相,命阴阳择吉日良时,行茶礼过去就是了。’……两个媒人跟随,廊吏何不违押担,到西门庆家下了茶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五回中凤姐和林黛玉开玩笑说:“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,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?”由此可见,以茶作为聘礼由来已久,故而扬州人又把“下茶”变成了女子受聘的代名词,若有人打听某户人家的姑娘有没有定婚,只需问:“这个丫头有没有人家呀?下过茶吗?” 至于为什么要以茶为礼,前文在谈到扬州茶俗时已有涉及,其义如明代郎瑛在《七修类稿》引《茶疏》所说:“茶不移本,植必生子,古人结婚,必以茶为礼,取其不移植之意也。今又犹名其礼曰‘下茶’。”又说:“种茶下子,不可移植,移植不可复生也。故女子受聘,谓之‘吃茶’。”可见,定亲下聘时一定要有茶,并不是看中茶叶的实用性和经济性,而是借物喻义,表明一经“吃茶”,如同签订了婚约,是不可更改的。这又有点类似于前面所说的“鸭礼”,都是取其义,明其理。

当然,以茶为礼,并不仅仅是茶,除茶叶以外,还有其他各样礼物,一般地说有糕点,红枣、花生,还要有公鸡、鲤鱼和一片猪肉。另外,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盆万年青,或是一束吉祥草。糕点,是取其谐音,祝愿女方的生活“步步高”。红枣、花生是寓意“早早花生”,这里的花生是祝愿姑娘出嫁后既生男也生女。鸡、鱼、肉,是到女方后在神柜上敬供女方宗祖神灵用的,代表祭礼中的“三牲”。万年青和吉祥草的寓意更是明显的,都是善良的祝福。由此来看扬州人家的这些纳徵礼物,并不注重聘礼的经济价值,与其说是送的礼物,不如说是送上了这些物品所代表的象征意义,表达的是民俗心理上的祝愿和期望。 视各家经济情况,聘礼中通常还会有金银首饰,如耳环、项链、戒指等。这在明清时期扬州经济繁盛时,城里家底稍厚的人家,此礼是寻常事儿。但也有的人家借男方“下聘”之机,不顾对方财力是否能够承受,把“下聘”变成了“索聘”,把男女双方的婚事变成了买卖双方的交易,这就是旧时“买卖婚姻”的由来。发生这种情况时,媒人便要发挥作用,周旋于男女两家,从中尽量说合,所以扬州有俗语说“媒人靠的嘴和腿”,媒人善于掇合,此事能成。若一方坚持不让,“定亲”也能变成“回亲”。旧时扬州城乡,许多人家因不堪聘礼的重负,只好采取其他办法,如蓄童养媳、兄妹换亲,男女私奔乃至发生抢亲,众多的婚姻悲剧皆因此而来。 聘礼送到女方后,女方也要回礼。常常是把男方送来的礼物适当地退回一些,或者另备一份回礼,其义是表示“礼尚往来”。当天晚上,男方要置酒宴,款待媒人和亲友,这桌酒宴就叫“定亲酒”。

在民间,定亲虽不起法律作用,却是双方确定婚姻关系的重要环节,仅次于正式结婚。因为定亲前,男女双方的交往仅是媒人起作用,并不公开。而定亲一礼,既是双方婚姻关系的正式确定,又是双方婚姻关系的社会化的公开,从此在亲友和邻里中,大家都知道这两户人家已结为秦晋之好,若一方再有变故,也就有了社会舆论的约束。当然,若有第三者想从中插手,捷足先登,也是不太可能的。定亲礼,实际上是于无形之中,在男女双方的社交领域里对这对未婚男女形成了一个保护圈,保护男女双方完成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,顺利地完成从定亲到大婚之日的过渡。 上述定亲还只是一种社会性的礼仪,而男女本人却常有用信物来定情的做法,当然,这都是双方私下里进行的,一般不会为别人知晓。旧时,定情的信物有:戒指、如意、罗汉钱、红豆、凤钗、手帕、荷包等,或者是家中祖传的某种小物件、本人精心选购的某种纪念品等。但不管信物为何,价值是否贵重,信物总会有一定来历,与自己有特殊的关系,其精神上的含义肯定是不能用物品是否值钱来衡量的。赠上了信物,犹如呈上了自己的心愿,表明自己将终身不移其志。一般地说,一方赠予信物,对方也应回赠。信物一定要保管好的,更不能转送他人。信物丢失,预示着不忠。若是退回,则暗示情感破裂。 应该说,以信物定情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如果说定亲是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,是包办婚姻,本人并不愿意。而以信物定情则完全是个人意愿的自主表达,是对“包办婚姻”的冲击,也是“六礼”婚俗的补充。再之,以信物定情,实际上男女双方已经有了直接的交往,已经冲破了封建礼教的限制,具有了自由恋爱的积极因素。另外,以信物定情,双方有了某种情感基础,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定亲时的索要彩礼,有助于防止把婚姻变成买卖。因此,以信物定情在历代都受到男女双方的欢迎。

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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